一张榆木凳

在我乡下的老屋里，有一张用榆树做的凳子。这凳，形态与别的凳子没有多少两样，凳子总归是凳子。但有一点特别之处，便是它比别的凳子阔了许多，也长了许多。因而我们自小都叫它大阔凳。

见到那一张凳子，就想起了一个人，我的祖母。

祖母长得非常娇小，个子小，手也小，尤其是那双缠绕过的小脚，小得只有一丁点儿，立在地上，我甚至担心她是否会摔倒。

担心是多余的。她走起路来，轻盈，雅致。即便是拗着沉甸甸的羊草篮，也照样走得稳稳当当，不失一点姿态。我更佩服的是，这娇小的身躯里还有一股子骨气。

我约略知道，祖母年轻的时候，曾经打赢过一场官司。那时才十八九岁，她的父亲受人连累惹上了案子，被捉进了苏州府的监狱里。一个不到二十岁又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小女子，竟然天不怕地不怕，带了几个亲眷，乘小船去了上海，又转道到了苏州，在衙堂之上据理力争，说得头头是道，最后救出了父亲。

我的祖父那一辈有弟兄三个，祖父排行老二，祖母就被族宗里的人叫作二妈妈。因为二妈妈从来都是得理不让人，把是非分得清清爽爽，因而常有人在背后头议论：二妈妈厉害，真个凶！

但在我的记忆里，祖母是个讲道理的人，即便凶也是凶在理上，是别人的东西她一概不要，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你也不要指望从她手里抠出半分。

记得小时候，家里的境况不太好。我的母亲长年患病不能劳动，父亲原是村里的小会计，居然在文革中也与走资派沾上了边，时常被拉去批斗。这个家，就靠祖母那样一个娇小的身躯顶着，捍卫着一家人的利益，特别是不让年幼的我们兄妹三人受气。

有一件事情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一年我9岁，上小学三年级。放暑假了，孩子们便闲在家里。这一年的夏天特别热，家里又没有电风扇，我便寻找荫凉的地方。终于找到了一个所在，我家对门伯母家的房子前，有一条弄堂，南北走向，七八米长，一丝丝的东南风正好穿堂而过。我便拿了一张小矮凳走过去。伯母家的儿子叫昌郎，比我大两岁，蛮厚道的。见我走过去，他友好地让出地盘来，这还不算，居然把自己正在躺着的一张大阔凳也让出来，叫我躺上去享受享受……

孩子们的心灵永远是纯洁的。但大人们就不一样，岁月的风尘总要在他们的内心里留下痕迹，因而不再那么单纯、那么干净。

昌郎的母亲从屋里走出来，发觉自己家的大阔凳居然被邻家的孩子占着，而且占领以后没有撤退的迹象。她把儿子叫到家里，如此这般一阵耳语后，昌郎出来了，他犹犹豫豫地对我说：“我要去外婆家了……”

他的意思我明白，他要收回他的大阔凳了。我有点不情愿地从躺着的凳子上坐起来。

我的祖母多少精灵，这一幕被她从头至尾看得明明白白。在我看来，人家要去跑亲戚，把自己的东西锁回屋里去，很正常。但在祖母眼里，这简直就是个严重的事件，年幼的孙子在事件中显然蒙受了委屈。事后证明，祖母的判断是对的，昌郎那天没有去外婆家。我弄不明白，我的伯母为什么要这样？她平时待人也不错的。或许是她一时兴之所至……

第二天，祖母召集了一次家庭会议，议题是：家里要添置大阔凳。父亲首先表示同意，他知道按照市面的价格，这种凳15元一张，说自己有一点余钱，可以考虑买一张。母亲却有些犹豫，因为她在盘算，一家人辛辛苦苦一年忙到头，也就是一二百元的收入，花15元买一张凳是否合适？我的父母议论来议论去，没有个结果，最后等祖母拍板。老人家没有半点迟疑，宣布道：“明天就去买！挑阔一点、长一点、结实一点的。要买就买两张，两个孙子一人一张。”

父亲嗫嚅道：“只够一张的钱，另一张……”

祖母说：“另一张的钱我来出。”我知道，祖母有个小金库。因为她是纺纱的高手，一根棉花条从头纺到底不会断线。平时闲下来，就纺了纱拿到镇上去换钱。那些钱都是一些零碎的票子，叠得整整齐齐，用手帕包裹着。她的小金库是不会轻易动用的，但这一次为了让孩子们不再受委屈，她挺身而出了。

两张大阔凳买回来后，就成了我们兄妹三人在夏天里午睡的工具。而且越用越滑，越来越有光亮，到底是榆树做的。这种树品质坚硬、密实，骨子里透出一种不屈不挠的秉性。

每次回老家，看到榆木凳，眼前就会浮现出祖母的身影。老人家是在2000年秋天走的，那一年她96岁。我凝望着那一张榆木凳，眼睛里会抑制不住闪现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