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皂荚

小姨妈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那个弯着腰使劲推着自行车上坡的男人，将是，不，已经是我的小姨夫了。据大人们说，他们已经在公社登了记，现在要去车站，到很远的地方旅行结婚。

我和表弟紧跟在自行车后。这是老风俗，出嫁这一天，娘家要有两个晚辈扶轿子，没有轿子可扶，我和表弟自然也就只能象征性地跟着走。按照外婆提前的安排，上到坡顶，我和表弟就可以回家了。过了这道坡就是另外的村子。八月，硕大的皂荚树上，长长的皂荚果还露着绿色，小姨妈的红棉袄先还在这样一片绿色之下有些抢眼，接着一溜烟儿消失在远处了。

我开始蹲在皂荚树下哭。那天，对于大家是一个十分喜庆的日子，因为奔三的小姨妈总算有了自己的归宿，这曾经是一家人的大心事。喜庆气氛里，没有谁留意或者根本就不在意我的情绪，其实，我之所以哭，也仅仅是因为央求了小姨妈很多天，她都不肯答应带我一起去。在红棉袄消失之前，我始终抱有侥幸，认为她会跟往常一样，只是假惺惺地装出一脸不耐烦的样子，一转眼儿就会欢天喜地满足我的各种非分要求。可是，这一次她却动了真格，我坚信一切都是那个“笑面虎”的男人在使坏。

小姨父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人。经过媒妁之言，这个有点轻微口吃、看起来很魁梧的男人认识了小姨妈，之后便频繁出现在外婆家，伴随他出现的还有擦得锃光瓦亮的“大金鹿”自行车，据说他哥哥在更北方城市的一家自行车厂里工作。

开始，小姨妈对这个男人并没有好印象，每次都是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但是，小姨父不灰心，除了大包小包不停带来那个年代很稀缺的东西（白糖、糕点）之外，还很勤快，进了家门，不是帮小舅舅做事情，就是帮外婆做家务，很快讨得大人们欢喜；小姨妈也就剩下偶尔在我和表弟这两个半大的孩子面前发发呆、使使性子了，我们背地里喊这个男人“笑面虎”；可是不久，在各种锡纸、塑料纸包装的花花绿绿糖果诱惑下，我和表弟也沦陷了。小姨妈只好在皆大欢喜中，半是情愿半是不情愿地出嫁了。

小姨父一直很疼爱小姨妈，当初小姨父隐瞒了真实年龄，整整年长了小姨妈六岁，这成了他落在小姨妈手里一辈子的把柄，每每姨妈算旧账一般掀出来说道，姨父总是一脸讪笑。生活困难时，姨妈说，一支烟几分钱，几口气就烧没了，姨父就把烟戒了；姨妈说，人情来往该有，可有事没事出去混吃，就要有事没事还人家，糟蹋日子，姨父就很少出门了。在大男子主义盛行的北方，姨父算是异数。

小姨妈和小姨父很能干。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承包了20亩苹果园，很快成了富裕户。富裕往往招来妒忌，果园里接二连三发生果实丢失、树木被砍，偌大的果园，两个人根本无法看护。

那时，我的两个弟弟正痴迷于养狗，有一条退役军犬的后代“维加”和一条德国黑盖儿“虎子”。姨妈带走“维加”时，小弟弟有一万个不情愿，姨妈只好哄他，每年送两筐最好的苹果作为报酬。

“维加”走时，弟弟们给它梳理了毛发、称了体重，38公斤。

走马上任的“维加”很尽责。姨妈的果园旁是一个水库，结冰之前，村里男人都在那里洗澡，之后顺手摘几个果子吃也在情理之中，姨妈、姨父从不介意，但是“维加”不会通融。一天，姨夫跟着脸色蜡黄、慌慌张张的报信人，一路狂奔来到果园，差点气笑了，一个赤膊的壮年男人，正与“维加”僵持着，细花的短裤已经褴褛，半挂在大腿上，他试探着往前走一步，“维加”便毫不犹豫把他拖回原地……

“维加”很机灵，很省心。姨妈说，没有什么情况，“维加”很安静，绝少现身，它在20亩果园里很得意。偶尔，弟弟们去看它，它便追着弟弟们从一行行果树下疯跑。它两个蹄子搭在弟弟肩上，恰好和弟弟一般高。

后来，姨妈、姨父不再承包果园，“维加”也老了，姨妈不肯归还“维加”，它成了姨妈家里的一员，但是它始终认识我们。上学、嫁为人妇的我一直飘在异地，一年半载回家一次，常大着胆子试探，只从门缝里伸进手指，它绝不狂吠，低低地呜鸣、舔舐，痒痒的、暖暖的。

十九岁的“维加”离家出走了。它的牙齿已经全部掉光，每天只好给它做特制火腿粥。姨妈说，留在家里的最后几天里，它一改以往老态的倦怠，不停刨门，家里人只好用麻绳拴了它。不想它还是生生地咬断了绳子，走了。

“维加”的出走，成了家里的大事，弟弟们和舅舅家表弟、姨妈家表弟骑着摩托车，整整找了一天，无果。

姨妈后悔不已，她说，那天她不该鬼使神差地想起去摘皂荚，才八月呢，皂荚都是青的。

小姨妈喜欢皂荚，她说皂荚的味道可以长进头发里，不像洗发水的香气只是浮在表面，没经过几阵小风就无影无踪了，所以每年她都会回到外婆的小村，站在坡顶看一阵子，偶尔遇到熟人说上三五句话，然后摘一些皂荚带回家，即使外婆早已随舅舅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