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小麦文化遇上水稻文化

美国人和欧洲人因为我们的个人意识而显得与世界其他地方不同。我们喜欢将我们自己看作独特、自主、善于自我激励、自力更生的人。就像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观察到的那样，这是一种独特的理念。

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更倾向于将自己理解成与其他人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人，而非相互独立。在这种社会世界中，人们的目标是融入，调整自己，适应别人，而不是出位。人们将自己想象成更大整体的一部分——网中的线，而不是边陲地带的孤独骑士。在美国，我们会说“吱吱响的轮子才上油”。而在日本，人们会说“锤敲露头钉”。

这些都是笼统的说法，但一些研究很有说服力地展示了差异，这些研究还表明，这样的差异具有深远的影响。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E·尼斯比特(Richard E. Nisbett)和同事发现，对独立及相互依赖的不同取向，对认知过程产生了影响。例如，美国人可能会忽略语境，而亚洲人则可能非常注意语境。看到一条在鱼群及海藻中游来游去的大鱼的图片，美国人首先会记住中间的那条大鱼。这种印象牢牢印在他们脑中。而日本人在回忆时，会从背景开始。他们对于海藻及这个场景中的其他物体，也有更多的记忆。

另一名社会心理学家黑兹尔·罗斯·马库斯(Hazel Rose Markus)请到达旧金山国际机场(San Francisco International Airport)的乘客填写调查表，并为他们提供了一些笔，比如四支橙色的和一支绿色的；欧洲裔人士通常选择那支与众不同的笔，而亚裔则会选择与其他笔更相像的。

马库斯博士和她的同事发现，这些差异会影响健康。对于西方人来说，消极情绪——自我感觉不好——会对身体产生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对于日本人来说，这种影响会小一些，这可能是因为日本人会将这种感觉归因于大环境，而不是责备自己。

现代化假说——社会世界在变得越来越富裕的同时，也会变得更加个人主义——有一定的道理，但这无法解释日本、韩国及香港仍在持续的相互依赖的模式。

今年5月，《科学》(Science)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这项由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年轻的心理学家托马斯·托尔赫姆(Thomas Talhelm)指导的研究认为，这种不同取向源于他们所在的社会世界——种植小麦或种植水稻。水稻是一种挑剔的农作物。因为稻田里需要保持有水，所以需要复杂的灌溉系统，每年都需要修筑和疏浚。一个农民的用水会影响到邻近稻田的产量。一个社区的稻农需要以高度整合的方式进行合作。

麦农则不必如此。小麦只需要降雨，不需要灌溉。种植和收获小麦只需要水稻一半的工作量，所需要的协调与合作也要少很多。从历史上来看，欧洲人一直是麦农，亚洲人种的则是水稻。

《科学》杂志上文章的作者主张，数千年来，种植水稻和小麦的社会分别发展出了独特的文化：“即使并未亲自种植水稻，才可以继承水稻文化。”

他们的测试案例是中国。长江把中国分成了北方的小麦种植区和南方的水稻种植区。研究人员为来自这两个不同地区的汉族人安排了一系列任务。例如，他们会问，以下三者中哪两个属于一类：公共汽车、火车和铁轨。更善于分析、对语境比较不敏感的人（小麦种植者）选择了公共汽车和火车，因为它们属于同一个抽象类别。而更有全局观念的、对语境比较敏感的人（水稻种植者）却选择了火车和铁轨，因为这两种东西是配合运行的。

当被要求描绘各自的社交网络时，来自小麦种植区的人把他们自己画得比朋友大；而来自水稻种植区的人，则把朋友画得比自己大。当被问到如果朋友让自己在生意中赔了钱，他们会怎么办时，来自水稻种植区的研究对象对朋友采取的惩罚，要轻于小麦种植区的人对朋友采取的惩罚。小麦种植区的人拥有更多专利，来自水稻种植省份的人离婚率则较低。

我这篇文章是在硅谷写的，这里水稻不多。当地的观点是，你只需要一个车库、一个好的想法和精力，就能创立一家改变世界的公司。这些创业者提出的大胆愿景都十分乐观，因而令人震惊，但这些愿景并没有给长者、惯有的习俗，以及社区的深远渊源和相互联结保留多少空间。

茶党(Tea Party)当中也没有多少水稻种植者。德克萨斯州参议员特德·克鲁兹(Ted Cruz)最近宣称，一个人只需要一匹马、一把枪和一片开阔的土地，就能征服世界。

不是哪里都可以种植小麦。初创企业无法解决我们的所有问题。在“卡特里娜”飓风(Hurricane Katrina)过后，独行的牛仔也做不了什么。当前，自己动手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很可能会把持国会，此刻我们尤其应该记得，这种思考方式或许只是源自我们的祖先种植粮食的方式，而不是让所有人都蓬勃发展的根本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