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国际植物学大会的杂感

我第一次参加国际植物学大会是在1999年，那是在美国St Louis举行的第十六届国际植物大会。1999年中国的经济实力远远没有现在强大，对科研支持的力度比较有限，我能够参加会议还是得益于大会资助了部分参会经费。那个时候互联网刚刚兴起，大会也没有设立网站，会议的组织和召集大概就靠同行间email,甚至邮件往来进行。我自己对国际会议的规则没有完全搞懂，没有做报告也没有墙壁，做了一回匆匆的过客。当然，那个时候不仅我个人如此，在会议做口头报告的大陆学者是寥寥可数。

那次会议之后，我有了一个小目标就是要在下一次国际植物学大会上做一个口头报告。2005年的第十七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在维也纳召开，会前美国古植物学家Steven Manchester申请到一个专题，邀请我在其中做一个关于壳斗科化石历史的报告。接到这个邀请，我是激动又担心。为了准备这个报告，几乎花了我半年的时间。PPT准备好之后，在家里反复练习，最终报告还算是成功，按照一位同行的话说：你做报告时，帮你照相，能照到你的脸。那个时候低头念报告几乎是许多中国人做报告的特征。那一年，在会议上做报告的中国学者也是不多的。会后我从会议的program上查了一下，做报告的中国人也就是十几位。

大约在2000年以后，SCI论文的要求在国内评价体系中，逐步占据主要地位。以我自己为例，在1999年以前仅有两篇英文论文，在1999年到2005年，在两个国际植物大会的六年间，我发表了15篇英语论文，而在2005年到2010年的六年期间，我发表了32篇英文论文。这一点你不得不承认，对SCI论文的要求，促进了中国学者研究成果的国际化。由于更多SCI论文的发表，越来越多国内学者学者的工作和成果被国际同行所知晓，这个应该算是SCI对中国科学一个非常正面的影响吧。

随着国际合作和交往日益增加以及研究成果发表的国际化，除了像国际植物学大会这样的大型国际会议以外，我也参加了一些更专业的小型国际会议，增加了参加国际会议的经验。第十六届2011年第十八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在墨尔本举行，这个时候我对国际会议运行的规则也比较了解了。在大会举行的前两年，我就在大会的网站上寻找合适自己报告的专题。国际植物学大会，每个专题仅有6个口头报告，少数专题可以有12个报告。在国际植物学大会上并不是每个提交口头报告的摘要都会获得口头报告的机会。我知道2011年墨尔本的国际植物学大会上，许多同行口头报告的摘要就被转为了墙报（post）。这个也提示我，与其申请口头报告，不如直接申请一个专题，由你自己来决定谁来做口头报告。很幸运在墨尔本会议上，我和一个学生都获得了口头报告的机会。我口头报告的摘要是根据实验的初步结果写的，要完成报告你内容，还要在实验中得到更多的数据，可是负责这个实验的学生动作比较慢，直到开会前一个星期才给我数据，也就是说这一次，我在会前一个星期才准备报告的PPT。非英语国家的人在国际会议上做口头报告另一个难点就是回答问题。记得在墨尔本的会议上，几位讲西班牙语的老兄，提问题的也问不清楚，回答的也是一头雾水，干脆直接上了西班牙语。在维也纳的会议上，我也非常担心有人提问听不懂，特意给主持人说，如果有人提问我听不懂的话，请他帮忙解释。记得在墨尔本的会议上，有位老兄报告完了以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if you have question, please email me. 我记住了这句话，在我的报告完了我就说，during the congress, one sentence I learned，that is you have question, email me. 大家哈哈一笑，气氛轻松了起来，我也放松了下来，人一放松状态就特别好，对几位同行的问题，我都做了很好的回答。在墨尔本的会议上，做口头报告的中国人明显增加，但数量仍然是有限的。

今年国际植物学大会在深圳举行，由于是东道主的缘故，会场上中国人特别多，科学院的三园二所（科学院植物所，昆明植物所，武汉植物园，华南植物园和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是中国科学院植物学研究学术机构）都有人数庞大的队伍参加会议。要知道1930在英国剑桥举行的第五届国际植物学大会上仅有秦仁昌、张景钺、陈焕镛、斯行健和林崇真等五位代表。

在这次会上，我感受最深是中国植物学研究的进步和中国学者表现出来的自信。这一次中国学者的大会报告、主题报告（keynote）、组织的专题和口头报告数量之多超乎想象，这当然是有“主场”的因素，但是中国植物学研究的巨大进步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没有实力，主场照样输球。另外一个感受是中国学者的报告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报告人的口语都非常好，特别是一些年轻学者，甚至是一些研究生都表现了很好的英语水平，中国人做报告低头念稿子式的现象不复存在。另外，就是中国学者敢于在会议上提问题。以往国际会议上提问题的基本是西方人，这次深圳的会议上提问的中国学者非常多，在一个分会场上有个老外甚至打断了一位中国学生的提问说：you asked three questions already, may I ask one。在这次会议上，我主持了一个专辑并在另一个专题上做了报告。参加国际会议并做报告成了研究工作的常规动作，已经失去了以往的激动、紧张和惶恐。

六年前将国际植物学大会确定在深圳召开时我有几分的不解，我当时认为这个会议有理由在北京召开，因为它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也有理由在昆明召开，因为它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又有植物王国的美誉。现在看来在深圳召开是一个明智的选择，首先深圳向国际植物学界的同行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现在的深圳是一个十分现代化的城市，其现代化的程度，在国际上也是屈指可数的。其次会议的设施非常不错，这次会议有7000人之众，是历届国际植物学大会之最。深圳会展中心提供了良好的设施和服务，如果这个会议在昆明召开未必有这个合适的地方。更为重要的是深圳市政府十分重视这次会议，据说为了配合这次会议的召开，深圳市对市政设施进行了改造和提升，花了不少的钱。为了办好会议，深圳市政府还动员了1700多人的志愿者为会议服务（尽管我认为众多的志愿者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为参加会议的代表提供了免费的公共交通服务，总之这次会议在深圳举办是成功的。

另外，我注意到一个现象，这次参加会议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并不多。不知什么原因，我认识的许多日本的植物学家都没有参加会议，台湾学者来的也不多，越南等周边国家的植物学家就更少。如果说这次会还有改进的地方的话，应该是国家和有关部门拿出一点经费来，邀请周边国家或者说一路一带沿线国家的代表参加会议，进一步扩大我们的影响力。

六年以后，国际植物学大会将在巴西的里约举行，不知我是否还能参加。人生苦短，一个人也参加不了几届国际植物大会。下一次的国际植物学大会希望我们的团队能够被邀请做一个keynote,甚至是大会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