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域传来的蔬菜瓜果

丝绸之路是古代东方与西方之间进行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一条主要通道。在汉唐长达1100余年的漫长岁月中，这条道路上各民族饮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展现出一幅丰富多彩的文化图景，奠定了中华民族传统饮食生活模式的基础，并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早在先秦时期，各民族就以华夏民族为中心开展了饮食文化的交流，华夏民族的谷物，常常供给北方和西北方游牧民族，如燕国的鱼盐枣粟，素以东北少数民族所向往。到了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促进了内地与西域之间的饮食文化交流。西域的特产先后传入内地，大大丰富了内地民族的饮食生活。

蔬菜瓜果是饮食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种菜成为专门职业以后，在长期的人工栽培过程中，蔬菜品种很快地丰富起来。在比较常见的百余种蔬菜中，汉地原产和从域外引入的大约各占一半。汉唐以来，中原内地通过与西域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交流，引入了一些蔬菜品种。这个时期引进的蔬菜瓜果以苜蓿、芸苔、菠菜、莴苣、胡瓜、胡豆、胡蒜、胡荽、葡萄、石榴等为主。

苜蓿，最初是喂马的一种饲料，以后才渐有人采其嫩叶食用。中原地区种植苜蓿始于西汉，《史记》中记载：大宛有苜蓿草，“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苜蓿可生吃，又可作羹和干菜，且味道鲜美。芸苔，《通俗文》中谓之胡菜。芸苔是油菜的一种，它经河西走廊传入内地，现在主要分布在秦岭以北各省，长江流域各省种植的多是由我国原产的白菜演变而成的矮油菜。胡瓜即今之黄瓜，隋代时，胡瓜统一名为“黄瓜”，黄瓜除生吃外，亦可作酢瓜，《齐民要术》记载的酢瓜菹，即是酸黄瓜。菠菜，又称之为“波斯草”，原产波斯，然后在欧洲广泛传播开来，中国至迟在唐代已有菠菜的栽培。胡豆，又名蚕豆，亦是由西域传入的。甘蓝，又名卷心菜、包菜等，原产于地中海沿岸，唐代经西域传入中国。胡蒜、胡荽是这个时期最为重要的调味品，《齐民要术》中记载：张骞使西域，得大蒜、胡荽。胡蒜即今之大蒜，其味辛于小蒜；胡荽，即今之芫荽，俗称为香菜，又名“香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被广泛种植，胡荽除生吃、作菹外，还是烹饪其他菜肴的一味配料。莴苣，俗称莴笋，时人称为“千金菜”，一般认为是汉朝花费大量金银从西域呙国买来种子、在中原地区种植开来的。因其代价高昂故得此名。宋人陶谷则认为此菜为隋人引进，他在《清异录》中记载：“呙国使者来汉，隋人求得菜种，酬之甚厚，故因名千金菜。”但晋人葛洪在《肘后方》中也有关于莴苣菜的记述，可见在魏晋之时，人们已经正式将它列入日常菜谱了，由此可见，其传入中国的时间应该在魏晋以前。胡芹，唐代经西域传入。胡萝卜，又叫红萝卜、黄萝卜，原产于中亚，元代以前传入中国，因其颜色亮丽、脆嫩多汁、芳香甘甜而受到人们的喜爱。胡萝卜对人体具有多方面的保健功能，因此被誉为“小人参”。

葡萄，古时亦作蒲陶、蒲桃、蒲萄，秦汉时期从西域传入，汉朝时葡萄只是皇宫贵族的享受品，其在中原地区的种植是十分有限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胡人向内地的移居，内地和西域之间的交流更加方便与频繁，葡萄亦随之加以推广。

安石榴，即今之石榴。魏晋南北朝时期石榴在北方地区已有广泛种植，晋张载、张协、应贞、夏侯湛、傅玄等人都有“石榴赋”流传于世，人们对石榴的喜爱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它的美滋美味，甜者作水果食，酸者作调味品。

由西域传入的还有仙人桃，又称王母桃、西王母桃。由于仙人桃味道鲜美，故而深受人们的喜爱，俗语云：“王母甘桃，食之解劳。”除一般的生吃以外，桃也常被做成其他食物，如桃干、桃脯等。

枣自古以来即是“五果”（枣、李、栗、杏、桃）之首，中原、西域以及北方少数民族地区都有种植，这个时期从胡族引进的品种主要是西王母枣，时人称之为仙人枣，《洛阳伽蓝记》记载：仙人枣，长五寸，把之两头俱出，核细如针，霜降乃熟，食之甚美，俗传云出昆仑山，一曰西王母枣。

除上述果品以外，《齐民要术》中还提到了胡栗、胡柰、胡桃（核桃）的有些品种亦出自西域，这些引进的品种极大地丰富了内地人民的生活。

与此同时，汉族也不断向西域及周边少数民族输出中原的饮食文明，其中既有产于中原的蔬菜、水果、茶叶等，也有中原的食品制作方法，这对提高西域地区民族的饮食文明产生过积极作用。